本文原系陈奎德博士2002年5月为自己担任主编的综合性网站《观察》写的发刊词，现在该站早已不用，鉴于其非常契合本站创设的理念，故征得陈先生同意，稍做修改后作为《细节》的主旨。—— detail／古吟声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纪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了前人。
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谈论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道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特别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称“大文化”。与此关系不大的如歌舞、艺术、饮食、节日、民俗、服装、时尚、礼仪等等，不在讨论范围。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中，“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各持一端由来已久。国人一般喜欢讲“主义”，再加一个“唯”字：“唯……主义”，或“唯……论”，就把事情绝对化了。我首先不赞成“决定论”，也不认为文化与制度是对立的，不过这样就可能落入“折衷主义”之讥。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见。
赵刚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
一
德国，柏林。1930年1月14日。 一声凄厉的枪声，从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的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一党独大，几乎不用辩论，是明摆着的事。所以早在多年前，我的导师许倬云就说过：就是皇帝的新衣嘛。
希特勒懂不懂音乐
——关于学音乐的孩子会怎样的讨论
郝建
一、赋格曲由谁奏鸣？
斯帝文·斯皮尔伯格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十分动人的好电影。与许多二战题材的影片不同，它不仅具有沉重的人道主义思考，还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心理结构做了深刻探索。片中有一个小插曲看上去很不经意，似乎有点跟他的主题关系不是很紧密、我初看时并没有很在意。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插曲”，但却令人恐惧，令人深思。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 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 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随着数以千计的“豆腐”校舍的倒下，随着数以万计的“花样”学童的死去，著名文化学者、凤凰卫视主讲嘉宾余秋雨先生的文革思维复活了；